報新聞/中部特派員鄒志中報導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日前發布非常具有里程碑極歷史意義的裁決，明確指出川普總統不得以《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作為課徵普遍性關稅的法源依據。此舉迫使美國白宮迅速應變，改引用《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宣布為期150天的全球臨時性關稅，並將稅率調升至15%。這一法律與關稅政策的快速轉向，不僅重塑了美國對外貿易工具的運用邏輯，更對台灣已簽署的「對等關稅協議」（ART）及相關商務合作備忘錄（MOU）帶來結構性的挑戰。台灣當前必須在法律、產業及國內政治三大面向，同步啟動全面性的因應策略與條款的重新調整。
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核心在於，行政部門援引IEEPA實施大規模關稅已超越美國國會的合法授權，這是對川普恣意濫用行政權的最明確制衡。白宮隨後採取的應變措施，改以《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實施臨時性關稅，並將稅率由10%上調至15%，為期150天，同時保留延長需國會同意的機制。這不僅凸顯了美國行政與司法間的權力制衡，也預示著美國在面對貿易挑戰時，其可動用的工具將更為多元且具備彈性。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現行主要且具針對性的進口調整法源仍包括《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國家安全）與《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不公平貿易行為）。相較於IEEPA，這兩條法源在實務上更具操作性和延展性，且在美國行政部門內部已建立成熟的運用與調查機制，預料未來將扮演更核心的角色。
台灣優勢產業結構過度集中帶來的脆弱性
台灣對美出口高度集中於半導體及資通訊產品，這些恰是美國國家安全與供應鏈韌性論述中的核心。在IEEPA失靈後，若美方改以《232條款》啟動對半導體或關鍵零組件的國安調查，台灣相關產業恐將面臨被重新定義為「風險來源」的嚴峻考驗，進而影響關稅、採購乃至市場准入。屆時，任何具針對性的政治語言或公開指控，都可能為美國行政部門的貿易措施提供正當性與社會支持，並將放大其衝擊性。
ART與MOU法律基礎與談判前提的改變
台美近期簽署的「對等關稅協議」（ART）及一系列商務合作備忘錄（MOU），其談判與承諾的基礎，部分是建立在IEEPA所提供的政策彈性空間上。如今IEEPA法源已遭到否定，協議的談判前提與美方可用工具勢必發生質變。儘管協議文本不致自動失效，但其執行性、豁免條款及未來的調整機制皆需進行全面的審視，以防範在美國轉用更具強制性的《232》或《301條款》時，台灣已預先做出無法逆轉的大幅度讓步。
短期稅率衝擊與長期制度風險的辨識
《122條款》所實施的臨時性關稅，雖能在150天內提供行政部門快速應變的手段，但其影響仍屬短期關稅稅率衝擊。然而，美國若轉而援引《232》或《301條款》啟動長期調查或措施，其影響將更具制度性與持久性。台灣必須清楚區分這兩種不同性質的風險：前者或可透過財務與供應鏈的短期調整來緩解；後者則需透過外交斡旋、法律攻防與產業政策的戰略調整來同步應對。
國內政治與制度風險
當外部貿易壓力升溫時，國內政治分歧往往成為加劇風險的內部因素。台灣執政黨可能傾向強調穩定因應與維護既有成果，而主要在野陣營則可能要求重新談判或暫停相關承諾。若ART等重要經貿協議在國會審議過程中，缺乏充分的跨黨派溝通與專業評估，將嚴重削弱協議的正當性與未來的執行力。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再次提醒台灣，制度性的權力制衡與透明的決策程序，是維持國際協議穩定性的基石。台灣在處理重大經貿決策時，應更積極強化國會監督、公開說明與專家評估機制，以凝聚台灣社會共識並有效保護談判籌碼。
建議策略
面對瞬息萬變的國際貿易格局，為確保台灣在變局中仍能保有最大的彈性與談判主動權，建議行政院與台灣產業界可以採取以下四項策略加強應對：
1. 爭取《232條款》框架下的產業保障
在與美方協商時，應將台灣半導體與關鍵資通訊供應鏈的「最惠國待遇」與「供應穩定性」列為最優先的考量。透過展現台灣在全球供應鏈韌性中的關鍵角色，爭取短期關稅豁免或緩衝機制，並進一步尋求制度性的長期保障，而非僅止於短期關稅稅率的談判與交易。
2. 建立條件式承諾機制
對美方承諾的投資與採購應採「條件式」而非一次性讓步。將承諾與美方法源穩定性、未來調查結果或雙方共同監督機制緊密掛鉤。若美方未來以《301》或《232條款》啟動新調查，應有事先約定的重新談判或補償機制，以避免台灣成為被動承受變化的單方。
3. 啟動跨黨派戰略對話
將關稅與供應鏈議題從台灣選舉即政黨攻防中抽離，透過對國會的專案報告、跨黨派聽證會與產業專家小組，建立國家的共同底線與戰略共識。唯有在對外談判前形成堅實的國內共識，方能在國際談判桌上展現穩定且可預測的國家立場，強化談判力量。
4. 加速市場與技術多元布局
行政院應立即積極推動對歐盟、東南亞及其他亞太市場的出口與投資布局，同時在推動供應鏈多元化與台灣高階關鍵技術的在地化生產。行政院應提供配套的貿易促進措施與投資誘因，協助台灣企業快速調整其全球經營策略，以降低對單一市場政策變化的風險依賴。
美國最高法院對IEEPA的裁定，以及白宮迅速轉向《122條款》的 15 %全球統一關稅的做法，表面上是美國關稅程序的調整與改變，但實則揭示了全球貿易治理已從過去的「效率優先」模式，正結構性地轉向「安全優先」的新範式。對台灣而言，最核心的挑戰已不在於單一市場關稅稅率的高低，而在於當全球貿易規則發生質變時，台灣是否仍能保有談判的主動權與制度性對台灣各式各樣產業的長期保障？台灣既不能被美國任意霸凌，亦不能誤判國際現實；唯有在國內先凝聚好跨黨派的共識、在國際上以條件式承諾換取可預測性，並在台灣產業佈局上積極分散風險，方能在此次美國關稅霸凌的挑戰中，有效捍衛台灣產業的核心利益。
